JHO：全球女性特有癌症负担与风险因素趋势分析（1990-2021）

研究亮点

• 研究系统分析了1990年至2021年间全球女性四大特有癌症（乳腺癌、宫颈癌、卵巢癌和子宫体癌）的发病率、死亡率及致残调整生命年（DALYs）趋势，揭示疾病负担呈现显著地域与社会经济差异。
• 乳腺癌发病率与社会人口发展指数（SDI）呈正相关，宫颈癌则呈负相关，体现不同癌种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关联复杂性。
• 饮食、高体质指数（BMI）、高血糖、酒精消费等生活方式相关因素是乳腺癌主要可控风险，宫颈癌则主要因不安全性行为及烟草暴露引发，提示不同癌种需针对性干预措施。

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估计，乳腺癌2022年占女性新发癌症病例的23.8%，位居首位；宫颈癌占6.8%，子宫体癌4.3%，卵巢癌3.4%。四者合计构成女性癌症负担40%。值得注意的是，癌症的流行病学呈显著时空变化，乳腺癌虽全球普遍高发，但在特定低收入地区，宫颈癌发病率甚至超过乳腺癌，主要因HPV感染普遍且疫苗及筛查覆盖不足。疫情期间，COVID-19对公共卫生资源产生冲击，促使本次更新分析尤为必要，以掌握最新动态，指导未来健康策略。

本文基于最新的《全球疾病负担研究2021》（GBD 2021）数据库数据，全面剖析了这四类癌症在31年间的全球及区域发病、死亡率及DALYs变化趋势，结合社会人口发展指数对疾病负担与经济社会水平关系进行深度探讨，并评估了主要的可归因风险因素。该研究发表于Journal of Hematology & Oncology，为全球卫生政策制定者优化资源配置、设计精准预防和治疗策略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研究采集GBD 2021数据库中1990—2021年间女性乳腺癌、宫颈癌、卵巢癌及子宫癌的发病数、死亡数、DALYs及其年龄标准化率（ASR）。采用社会人口发展指数（SDI）对国家和地区分组，评估经济社会发展与疾病负担的关系。计算估计年平均百分比变化（EAPC）以量化时间趋势。风险因素按GBD项目对88个风险因素的归类，其中针对女性癌症重点分析饮食、BMI、吸烟、不安全性行为等。

研究结果详解

1、乳腺癌负担

1990年至2021年全球乳腺癌发病数由约86.6万增至208.3万，ASIR由39.99上升至46.40，EAPC为0.40，表明发病率显著上升（表1）。高SDI地区发病率最高，高收入北美ASIR达到94.93，约为全球平均值两倍。死亡数由35.1万增长至66.1万，但ASDR呈下降趋势（16.6降至14.55，EAPC -0.55），反映治疗进步。死亡数最高为中SDI地区，低SDI地区ASDR最高（16.00）。 DALYs亦保持类似趋势，2021年达到2025万。

2021年全球乳腺癌发病率、死亡率和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的分布

2、宫颈癌负担

宫颈癌发病例增至67万，但ASIR从18.11降至15.32，EAPC -0.54，显示实际发病率下降。低SDI地区ASIR最高，南撒哈拉非洲ASIR为42.40，明显高于平均水平。死亡数增长至29.7万，但ASDR明显下降（9.68降至6.62，EAPC -1.27）。DALYs总量增加但ASDALYR下降，表明尽管绝对负担增加，干预效果明显。

2021年全球宫颈癌发病率、死亡率和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的分布情况

3、卵巢癌负担

全球发病数由15.9万增长至29.9万，ASIR从7.22降至6.71，EAPC -0.38。高SDI地区ASIR最高。死亡和DALYs数均增长，但年龄标准化率下降。中等SDI地区发病增长迅速，需关注。

2021年全球卵巢癌发病率、死亡率和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的分布情况

4、子宫癌负担

子宫癌是增速最快的女性癌症，发病数由19.1万飙升至47.4万，ASIR由8.87升至10.36，EAPC 0.54。高SDI地区发病率最高且持续上升。死亡数及DALYs增加，死亡率略有下降。

2021年子宫癌发病率、死亡率和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的全球分布

5、SDI与癌症发病率关系

乳腺癌、子宫癌ASIR与SDI显著正相关，卵巢癌呈复杂关系，高SDI内略降，宫颈癌ASIR与SDI负相关，发病率随经济水平提高显著下降。死亡率与DALYs也在SDI 0.7处呈峰值后趋降（图6）。

1990年至2021年全球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IRs）和社会人口指数（SDI）的趋势

6、年龄分布

乳腺癌发病、死亡、DALYs均集中于55-59岁人群；宫颈癌多发于40-59岁；卵巢癌发病也以55-59岁为主，但死亡最高在80岁及以上；子宫癌发病峰值为60-64岁，死亡也多见于高龄群体。年龄标准化指标随年龄递增，显示老人群癌症负担加重（图7）。

2021年女性特异性癌症的发病率、死亡率和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的年龄分布

7、主要风险因素

乳腺癌死亡主要风险为饮食、高BMI、高血糖、酒精、烟草和低运动，其中饮食影响最大。宫颈癌死亡风险主要来自不安全性行为和烟草。卵巢癌死亡风险与高BMI和职业暴露相关，随SDI上升职业风险更显著。子宫癌死亡唯一主要风险为高BMI，且其在低SDI地区增长更快（图8）。

导致女性特异性癌症相关死亡的二级风险因素。

本次分析展示了1990年至2021年女性特有癌症全球负担的动态趋势，乳腺癌是最突出者。尽管发病数增加，乳腺癌死亡率下降主要得益于筛查普及和治疗进步，如分子亚型鉴定和免疫疗法等。宫颈癌负担因HPV疫苗推广和筛查提升而大幅下降，但区域间差异仍旧显著，低收入国家依旧面临巨大挑战。卵巢癌虽整体发病率略降，但发展中国家负担增长，反映筛查和早诊不足。子宫癌发病及死亡增加，与肥胖和生活方式变化密切相关，强化了生活干预的重要性。总之，癌症负担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和经济社会转型呈现多样化趋势，不同国家需制定分区精准防控策略，同时促进健康生活方式的推广。

梅斯点评

作为医学编辑，我认为该项研究构建了女性主要癌症负担的宏观视图，结合SDI揭示了不同经济社会背景下，癌症负担的异质性和驱动因素，极具政策指导意义。未来研究可进一步细化分型数据、考虑遗传因素与具体癌症亚型关联，探索疫情及医疗体系变化对癌症管理的长远影响。此外，通过结合健康经济学模型辅助资源最优配置，响应全球公平健康目标的实践需求值得关注。

原始出处

Li, T., Zhang, H., Lian, M. et al. Global status and attributable risk factors of breast, cervical, ovarian, and uterine cancers from 1990 to 2021. J Hematol Oncol 18, 5 (2025). https://doi.org/10.1186/s13045-025-01660-y